【中国历史】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

吾欲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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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文章来源：《经略》网刊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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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从此宣告结束。而就在这份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这也被认为是〔1〕五族共和说正式提出的最早时间，而五族共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孙中山以及辛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民族治理方面的基本宪齤政制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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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五族共和说的提出，与其说是孙中山个人民族观与宪齤政观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更不如说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在如何思考乱世危局中的国家宪齤政制度建构与民族治理转型这一问题上进行的思想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结果；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可谓非常短暂，另外由于受制于财力、内部组织架构等原因政令不畅、举步维艰，所以其所主张的五族共和更多的是一种政纲宣示的作用。因此，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齤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齤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齤命派在民族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例如，早在1907年，在革齤命派的论战对手杨度的大作《金铁主义》中，“五族合一”、“五族一家”等字眼即已频频出现，革齤命派包括孙中山本人则在早期由于排满的政治宣传而鼓吹汉族单一建国论，但随着革齤命进程的深化，革齤命者们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状况也随之深化，原来论争对手所主张的多族建国论转而被其吸收，五族共和论由此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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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族观论争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观变迁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民族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重点，相关的理论成果也颇为丰硕，如对论争中一些关键人物的民族观的个案分析，对清末排满思潮的理论渊源、具体论争、政治实践的系统梳理，包括一些民族关系史方面的通史著作，也对清末沸沸扬扬的民族观论争不惜笔墨。〔1〕这些研究对清末民族观论争渊源流变作了极为详尽的梳理，无疑是极为可贵的。但清末民族观论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或者民族学的话题，同时也应是近代中国宪齤政思想史尤其是清末宪齤政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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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末民族观论争的焦点，即到底是单一汉族建国还是五族建国为例，建国一词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宪齤政意蕴。而单一建国还是五族建国，同样关涉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构成问题。单一建国论者主张排满，其理由是满清统治者是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革齤命；五族建国者则认为当时边疆形势极为危急，少数民族地区又都不了解共和制度，所以即使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和保存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也应当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也即是说，即使是清末宪齤政思潮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君宪共和之争，其背后也涉及民族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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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式政治策略，到“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之五族共和说的正式提出，革齤命党人这种民族观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路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五族共和这一民国时期重要思潮的思想渊源，正是清末民族观论争等宪齤政论战交锋的结果。清末的民族观论争，涵盖了宪齤政、建国、民族观等多种元素，具有显明的宪齤政思想史意蕴；再加上辛亥革齤命后五族共和说在宪齤政领域的相关具体实践，五族共和也因此被认为“不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更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一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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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两个全新词汇，并根据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进化理论指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8〕此后，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又指出，“欧洲之所以发达，世界之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而成…驯而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故今日欲抵挡列强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9〕，明确提出运用民族主义，整合全国之人力、物力，对抗列强入侵，进而自存自强的策略。同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氏历数西方诸贤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的历史，并从西方诸民族国家各自人口剧增、世界资源又有限、所以民族主义必然变异为民族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世界大势出发，指出在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扩张面前，“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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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梁启超，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被西方民族建国的相关学说、实践所吸引，如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1期上刊登的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中就写到，“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政治界。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建国家之故也。”，〔11〕即中国国力之不振，其原因不在于西方殖民齤主义者的入侵，而在于中国自身未能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该作者另外一篇文章《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中，作者指出，欧人近百年来主义最大最要者，为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与民族之国家，至于民族之国家的具体体现，则与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所论大致相同。〔12〕另外如余一的《民族主义论》中，也鼓吹，“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首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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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当时梁启超等人对于西方民族主义相关理论、实践的认识而言，首先，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为西方近世最有影响之主义，“顺兹者兴、逆兹者亡”；其次，对于民族主义，用梁氏《新民说》中界定为“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即民族建国；再次，这种民族建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单一建国，即民族主义“所以有大力者”，在于欧洲封建末期，“民求自立而先自团，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前者如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与崛起，后者如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分分合合，同时“拿破仑之所以取败者，由欲强合无数异种异言异教异习之民族，而成一绝大帝国也”。另外，由上述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对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实践的介绍中，他们更为青睐的是德国、意大利的民族建国实践，梁启超本人更对马志尼、加富尔、加力波第向往不已而撰有《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某种程度上，这自于德国、意大利均是由四分五裂的邦国而迅速统一崛起进而实现图存富强的目标有关。也许，在彼时彼刻，如何寻觅最快救亡图存的方略，是当时仁人志士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这似乎有病急乱投医的感觉，且常被缺乏同情理解的后人斥之为“宪齤政工具主义”，但寻求富强本身，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思考对象，无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