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中国的走向。不仅仅是唐朝，而是中国。
影响要点如下：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到达了封建社会的顶峰。而安史之乱不仅破坏了北方的经济生产，还影响了政治格局。安史之乱前，唐代中央集权可以说是很稳定，武则天称帝这种事都能发生，并且还没有被推翻，可见其统治的稳固。而安史之乱后，一大批安史之乱中的叛将投降，但唐王朝为了安抚其心，没有夺其权，反而封了一大批节度使（实权），这批降将本身就对中央不感冒，更何况中央还给他们一个正大光明的名分。由此藩镇割据严重内耗唐王朝。
对中央来说，安史之乱打碎了皇帝对臣子的威慑，而历任皇帝都无力重新振塑皇室权威，宦官掌权，有皇帝想要振作，比如唐文宗，可是结果呢？甘露之变直接击碎了皇帝最后的权威。实在是可悲。
制度上，对生产力发展有巨大帮助的均田制被废弃，府兵制也遭到废弃。成就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两个重要制度被废弃后，经济军事一蹶不振，再也不复盛唐气象。
第一，原本一向对外扩张的唐王朝开始收缩。唐朝自李世民起，边患不断，但是这种边患有不少是唐代主动挑起的。比如哥舒翰的顶头上司王忠嗣被诬陷后，唐玄宗给他定的罪名便是：“阻挠军功”，由此可见唐玄宗是鼓励军功的（后来成为好大喜功），哥舒翰继任后，稳扎稳打，数次击败吐蕃于青海。更不必说唐太宗平辽东、突厥，征高昌、龟兹、吐谷浑等西域诸国，重创高句丽，打下了一个大大的江山。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几年，唐朝还打了一场对国际影响深远的战争——怛罗斯之战。不知道的可以百度百度，这时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首次接触，可惜两大帝国正要你来我往，争夺中亚的控制权时，安史之乱爆发了。中国彻底丧失了控制中亚的机会，这种天赐的良机千年不一定能遇到一次，可惜被安史之乱耽误了。
而安史之乱之后，西域与中原音信隔绝，以至于后来唐代换年号两年了，而西域都护还不知。后来西域重归，而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无力控制西域，西域逐渐成为一个半独立的王国。从此，中央政府彻底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力，一直到清朝设立新疆省，才将西域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
在这时，西域开始伊斯兰化，【说到这里，我好伤心，原本是佛教胜地的西域，被伊斯兰化，据说阿拉伯帝国还派使者去长安，给唐玄宗输出伊斯兰……】伊斯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亚被阿拉伯帝国控制后，阿拉伯帝国强力输出伊斯兰，从此中亚、中东、西域成为伊斯兰的天下，这种伊斯兰化的后果，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期间，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都是能够亲身感受的，西域变了，不再是曾经书上那个美丽的西域了，还有屡剿不灭的恐怖主义。
秦代商鞅变法后，改革军功，以战场杀人数为武将的晋升标准，这套武功标准一向是比较完善，并且传承后世，因此后世许多寒门，都希望能够通过军功晋升、封侯。这是一种很开放、相对公平的打破阶层的方式。因此很多大好汉家男儿，投笔从戎，中流击楫，文武双全，这是何等的让人心潮澎湃。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代表了以前很多人的心声，这时候文人、武人的地位使相对平等的。
而唐代安史之乱武将造反，对后世影响太大。宋太祖在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便是出于对压制武将的想法。唐代最后百年里，武将藩镇割据导致唐代衰败不堪，这种就在眼前的历史，宋太祖自然要引以为戒。由此，武将的地位稳稳地被文臣压一头，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我们老百姓还有一种说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被认为是一种地痞流氓、犯错充军者做的事。
曾几何时，驾马从军去，慷慨赴边疆，本是一种气壮山河，男儿本色的职业，在民间却成了低等职业。我很多亲戚都是这种想法，男生不好好学习，中学混过去，一无所成，然后就去当兵去。感觉就像一件物品，废材至极，无处可用，然后不得已扔到垃圾熔炼厂，看看能不能融出来新玩意儿一样。
这种文武地位的改变，便是受安史之乱影响。可以说，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文人武将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的北方都是核心经济地区，而南方一直都是蛮厉之地。都是遭到贬谪的人发配的地方，而这些被发配的人都是一脸不情愿，大家都知道南方多瘴气，是九死一生之地，这一去弄不好就病死在南方。从衣冠南渡后，南方经济开始发展起步，北方连绵战火不绝，经济很难恢复，而南方则有了极佳的发展空间，而且衣冠南渡给南方带来了生产力的技术爆炸，中原文明的精华被带到了南方，改变了南方蛮夷的状态，到了唐代，南方经济已经可以与北方媲美。
这时，北方又发生了战乱——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军摧枯拉朽般横扫河北，占据河南，而再次南下的时候，受阻于睢阳，睢阳之战意义太大了，具体可看移步别处。睢阳之战有力地保护了南方的经济基础，南方又一次没有受到战火侵扰，开始稳步超越北方。
到了五代的时候，南方经济彻底超越北方，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南北观念，以前南方是发配的理想之地，从此以后，北方充军是更好的选择。
现在南方经济远超北方，便是在这个历史大环境下的事。无论是改革开放与否，南方经济都是远超北方的，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变化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人先前，对民族的观念都不是很强，至少不是天生敌对，大多是身为华夏的骄傲，和对蛮夷的鄙视，谈不上敌视；礼仪之邦，自然看不秦楚。尤其是五代以前，大家的民族观是建立在敌我身份上，如果你我是敌对，那就强调民族差异，如果你我不敌对，那我们就坐下来把酒言欢。
炎黄联盟打败东夷族，一统天下，后来属于东夷的商族也能够得天下，周族自西而来，入主中原，秦部族原本就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后来也得了天下；而被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最后也要问鼎中原。各个民族、各方势力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人看文化，不看民族。一种异族出现，不能华夏之，那我就要鄙视他们，嘲笑他们；如果能够华夏之的话，那我们尚能高看他们一眼。这种鄙视，并不是敌视。直到五胡乱华，那段时间，华夷之辨被发散、阐述、激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成为主流，民族冲突，种族灭绝、屠杀比比皆是。
经过了数百年的民族冲突、流血，经历过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的华夏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统一的政权，最终统一的大隋便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和解的历史进程里，可惜大隋气数太短，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命题。就这样，如此宏大的历史任务，落在了唐王朝的身上。
很多人认为唐太宗的天可汗很可笑，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唐太宗确实厉害，以各民族共主的身份，号令天下。不服就打，打到服气为止。
这是历史的使命，数百年的民族冲突，让各方都感觉疲惫，融合早就开始，到了这时候，该出成果了。
成果结的异常丰硕。唐代拥有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胸怀，容纳中外各族人士，不论民族，只要臣服大唐，便一切好说，给你赏赐，给你学上，给你官做。就连安史之乱的各方主将，都有许多异族人，比如：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契丹人）、仆固怀恩（铁勒族人）、白孝德（龟兹人）、安禄山（突厥混血人）、史思明（突厥人）……
在天宝年间，以番将身份担任节度使的就有九人，更不必说下面那些小番将了。
但是安史之乱后，不少降将担任节度使，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收买番将。而且唐王朝在平定叛乱时，少数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安史之乱后，不得不重赏这些少数民族。
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渐渐的向不健康的地方发展，原本以汉为主的民族融合趋势开始变质，有种要被喧宾夺主的感觉。
在唐代后期，番将成为了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已经完全挣脱唐王朝的掌控，成为一种隐患。所以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受万年唾骂的古今第一无耻之徒沙陀人石敬瑭，才向契丹求助，割掉幽云十六州，作儿皇帝。【幽云十六州实在是太关键了，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拐点】
因此，继任的宋代，无力从少数民族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也不堪少数民族的侵扰，再次发散激扬华夷之辨的思想。
汉族的民族观再次鲜明对立起来，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不是鄙视，而是敌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再次占据了主流思想。这种保守的思想逐渐演变成收缩的国策，不愿意接触少数民族，更不愿意开放胸怀容纳各方。【如唐代一般包容开放到底是好是坏，古今纷纭，实在是难以选择】
闭关锁国最终成为基本国策，明中期到清末，民国南渡后至30年前，当今“墙”的存在也是这种思想的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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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5 12: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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